潼关人物志·张维任

禁沟东沿的寺角塬上，一个神奇的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。相传荒移村早年出了一位张姓御史，迟暮之年，让一独眼术士踏勘茔地。那术士却说，勘茔耗时伤身，恐致双目失明，余生须赖奉养。张御史没有二话，慷慨允诺。经过两年踏勘，最终选定一处茔地共十二亩，介乎杨家湾与荒移村之间，当地人称张家坟。后因张姓族人赡养不周，术士心生不满，诡称此茔风角虽好，尚缺水相。族人遂按术士指点，将南山蒿岔渠水经龙儿堰引至荒移，绕茔而过。不料却坏了茔地脉气，酿下血光之灾，竟然应在张御史身上。因其顶撞皇上，被奸佞构陷，错砍了脑袋。后来冤案平反，皇上赐以金头，张御史方才归葬祖茔。

传说如此逼真，招惹了许多盗墓贼频频光顾，然而一直未能找到金头。直到张家坟出土了一方碑石，才澄清了这个荒诞不经的传说。

墓主的确姓张，做过御史，也曾修渠引水，但并未遭杀身之祸，而是寿终正寝于家。

他叫张惟任，字仲衡，号觉菴。祖籍福建南平。其始祖于明初改籍潼关卫，其父曾举孝廉为重庆县令。张惟任自幼性格沉静，胸怀大志，卫学考试常列榜首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，年届不惑，殿试钦赐进士及第。

初任巫山令。巫山地处楚蜀孔道，民俗浇薄，物产贫乏，仕者视为畏途。张惟任却无惧巫地偏远，不怕蜀道艰难，怀着一颗济世爱民之心，毅然赴任。一到任首先督促农民种茶植桑，采取措施均平徭赋，处理积案勘平刑狱，微服下乡访贫问苦，不长时间就使巫山县社会安定，民生复苏。察访中了解到当地山民依靠采茶背盐维持生计，却遭到奸邪经纪人的欺诈盘剥。张惟任顿生悲悯之心，严令禁止盘剥，违者绳之以法。山民负担减轻，为之欢呼雀跃。巫山境内有个大宁河，水流湍急，往来舟渡，常出事故。一次，一艘满载应童子试学生的舟船遇浪颠覆，他第一时间赶到水难现场，组织抢救。为了把天堑变成通途，他筹资在河上架起一座虹桥，百姓称便，号为“张公桥”。张惟任还注重振兴教育，修建学校，置办学田。田租用来赈济贫寒学生，当地读书人慢慢多起来。

万历三十二年(1604)，张惟任在巫山职满三年。为了褒奖他的政绩，朝廷颁赐玺书，将其父官秩晋升，与他同一级别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，巫山职满六年，吏部考核优等，召回朝廷担任贵州道监察御史。离任后，巫山百姓非常怀念他的施政作为。

明代中央政府设都察院，将全国分为十三道，分别委任监察御史，定期轮岗交流。监察御史品秩虽然不高，权力委实不小，他们要定期巡视地方，监察官员履职情况，遇有贪墨不法，即行奏报弹劾。有劣迹的官员对他们又恨又怕，劣行一旦坐实，多数厄运难逃。

张惟任非常痛恨那些危害国家榨血百姓的贪墨蛀虫，所到之处，正义之剑毫不留情。巡察两浙盐务时，首先罢斥污吏新安府尹邵廷芳，接着核查私盐，清理漏税，补征逃税六万余两。巡察到青田县，组织堵塞海塘决口，赈济灾民万余人;致促驻军歼灭通番巨盗，使百姓得以安居。有道是政声人去后。张惟任事毕回朝复命，当地吏民对他的正直品格和应对能力赞不绝口。巡察中州，正值福王常洵返回封地不久。这福王是神宗皇帝的三儿子，看到伊、徽二王被削籍后，废产达万顷之多，就派出属吏，假借丈量土地之名，图谋侵吞废产地租。张惟任面见福王，导以法纪大义，并当面公开弹劾福王的奏章内容。福王见张惟任刚正较真，便打消了这个不法念头。此事涉及中州各地百姓的切身利益，百姓们深深佩服他的胆识和勇气。巡察黄河南北，积累学租收入积累千余两。张惟任让计吏全部登记入账，自己往来花销一无染指。

万历四十六年(1618)，受命主持在京文武部门的计吏考核，思虑囚劳，几欲成疾。同时，考虑到母亲年过八十，便告假归里。明熹宗天启元年(1621)，张母病逝，未及安葬，诏命升任山西冀北道参政郎，加大理寺丞职衔。张惟任见母丧未毕，又闻冀北僚属险腐，滥用权力，肆意践踏功臣后裔，加之朝政日颓，自己也年逾花甲，再去犯难履险，恐怕难以善终。恰好南京大理寺也需员铨补，张惟任遂奏请转任南京大理少卿。自己申请降职使用，朝野都不理解，个中原因只有张惟任明白。站在封建士大夫的角度，功成名就之后，企求全身而退，应是明智之举，算不上人生瑕疵。退休后的张惟任，一直居住在潼关古城第一巷家中。明思宗崇祯元年(1628)十二月二十五日病逝，依旧俗计算，享年六十九岁。崇祯七年(1614)，归葬于寺角营塬杨家湾祖茔之东(荒移村西)。

纵观张惟任一生，浓烈的家国情怀贯穿始终。

做地方官时，尽心尽力，爱民安民。做京官时，不仅刚正履职，廉洁奉公，而且仗义执言，挥斥遒劲。他曾奏请恢复东宫讲学、请补大臣并下考选等事，建言均涉国家大计。御史刘光复廷对触怒神宗，张惟任表奏称刘“言虽逆耳，心实进忠”，于是得免杀身之祸。巡查两浙时，在金陵建表忠祠，祭祀靖难之变中殉义的陕西乡党景清、张紞、巨敬、高翔等人，为置祭田数十亩。方孝孺遇难后，子孙七十余家避祸沦为奴隶。张惟任多方斡旋，全部恢复他们的平民户籍。

退休后，看到潼河暴涨，冲毁城内民居，他振臂首倡修浚。为永弭水患，固堤架桥全用石料。城内四大衙门资助千金，张惟任个人捐款几近总费用的半数。工程竣工，人号“张公堰”。看到潼关卫廪贡仍依明初惯例，名额较少。张惟任力请督学以两位道台的名义题奏获准，名额增加到与其他州县一样多。他还创建明新书院，并置学田百亩，田租收入赒济贫困学生。看到教师郝某家道中落，他慷慨解囊，助其赎回墓田。看到寺角营塬高亢无井，张惟任用三年时间，勘查修渠，引蒿岔渠水，依次灌溉南北诸村。如此造福乡梓的善举，不知为何却被演绎得那样荒唐不堪。天启六年(1626)，看到辽东兵事吃紧，山海关守军乏饷，张惟任捐资助饷。朝廷敕修“宸翰褒忠”牌坊，并赐乡贤称号。

张惟任虽从政多年，但骨子里还是个文人。他一生别无他好，惟喜坐拥书城万卷。其文著有：《按浙豫疏草刻》、《诚斋易传》、《南阳活人书》、《呻吟语略》、《明职左粹题评》、《监惩好生篇》、《瞿语日录》、《易注》、《文昌化书》、《百警篇》、《诸儒奥论》等。

按封建士大夫的标准衡量，张惟任的人格堪称完美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民生;处江湖之远，仍忧国事。

甘棠遗爱，人心不泯。

潼关卫的士绅群倡建祠生祭张惟任。祠堂告竣，曾任工部尚书、太仆卿、御史、太子太保，时任太华书院主讲的冯从吾为作碑记，赞张“弱冠即明习生计民瘼”，“一出而为贤令、名御史”，“天下蒙明德之治”。冯从吾与张惟任同朝为官，此言诚不虚也。